拉德什亚姆·什雷斯塔 他是AHF尼泊尔的项目和市场协调员。他的故事是我们“我是AHF”系列报道的下一篇，该系列报道将介绍那些每天都在做正确的事情来拯救生命的杰出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
我出生并成长于尼泊尔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没有医疗设施，也没有交通工具。去最近的医院需要步行两个小时，很多孩子因为完全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而丧命。我们生病时，只能依靠当地一家小药店购买的药品，而这家药店既没有受过培训的医护人员，也没有合格的药剂师。
从小我就强烈地感受到成为一名医护人员、服务像我一样的社区的使命感。完成学业后，我选择了医学专业深造。在实习期间，我曾在传染病医院工作一个月，亲眼目睹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入院后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待遇。这段经历深深触动了我，也更加坚定了我投身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决心，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更人性化、更公平的医疗服务。
2004年完成卫生助理培训后，我开始在比尔医院担任医疗助理。2005年5月，我转入非政府组织领域，为注射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服务。当时，尼泊尔的艾滋病毒治疗被恐惧和歧视所笼罩。甚至连医护人员都不愿接触艾滋病毒感染者，许多患者因未能及时获得适当的治疗而死亡。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情危重，被送到我们诊所，急需住院治疗。好几家医院都拒绝接收他，最终他被送到了我们这家非政府组织的诊所。作为当时唯一的医护人员，我尽我所能地照顾他。他的病情起初有所好转，但到了第三天晚上，我接到电话，说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我建议立即将他转到公立医院。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那里，却得知他已经去世了。
我悲痛欲绝。他入院后本应进行的基本检查都没有做，甚至连体后的护理都没有提供。我和医院工作人员争论了一番，哭着回到家，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感染艾滋病毒的人还要这样死去多久？
当时在尼泊尔，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只提供给少数人。患者必须排队等待配额，而且往往只有在一名患者去世后，另一名患者才有资格接受治疗。即使是获取基本的非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也是每天的难题。
希望在2008年到来，当时AHF进入尼泊尔。到2009年，情况开始出现明显改善，患者开始得到有尊严的治疗。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想加入AHF。
2012年，我迎来了加入艾滋病健康基金会（AHF）的机会，并被派往布特瓦尔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中心担任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协调员。当时，AHF正与尼泊尔政府合作加强艾滋病防治服务，但中心只有一栋楼，没有训练有素的医生、咨询师、护士或同伴教育员。虽然实验室设施齐全，但由于社会歧视和污名化，患者无法获得这些服务。
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有受过培训的服务人员。由于医生们不愿远道而来参加培训，我提议在当地开展培训。在我的上级的大力支持以及尼泊尔各地艾滋病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成功地为包括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在内的20名学员举办了为期六天的培训。这成为加德满都以外地区举办的首批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培训之一。
我在布特沃尔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和政府官员的来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向他们介绍了艾滋病健康基金会的预防和治疗方案，包括社区检测和治疗，以及将替诺福韦作为一线治疗方案。当一位世卫组织的医生质疑这种方法在尼泊尔是否可行时，我回答说，这不仅可行，而且至关重要。今天，看到这种方法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应用，我感到无比自豪，也更加肯定了艾滋病健康基金会领导层的远见卓识。
我刚开始从事这个领域工作时，很少有人主动接受艾滋病毒检测。大多数人只有在出现严重的条件性感染后才会寻求检测，这主要是由于缺乏早期检测和治疗方面的知识。如今，条件性感染已大大减少，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也显著下降。这一进展得益于检测服务的扩展，甚至覆盖到了最偏远、最缺乏服务的社区，从而确保了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
现在我担任AHF尼泊尔的项目和市场协调员，看到艾滋病防治服务的可及性如此之高，我感到无比欣慰。如果没有AHF在尼泊尔的支持和强有力的合作，这一切进展都不可能实现。
工作之余，我会花时间陪伴家人，以此放松身心。和他们在一起，让我时刻铭记工作的意义。我也喜欢散步、听音乐，以及参与社区和文化活动。这些简单的时刻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能够以饱满的热情重返工作岗位。
我希望有一天能见到 AHF 主席迈克尔·温斯坦，和他握手，感谢他的勇气、远见以及他一直以来对我们这些在前线人员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