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博伊斯 她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作为艾滋病健康基金会在南非乃至全球最早的患者之一，她是第21号患者。如今，作为一名艾滋病防治活动家和艾滋病健康基金会的患者，珍妮出现在我们的“我是AHF”系列报道中，该系列旨在表彰那些每天都在做正确的事情来拯救生命的人们。
上世纪1990年代末，我的人生在一瞬间发生了巨变。一次例行的人寿保险血液检查揭示了难以想象的真相——我感染了艾滋病毒。我记得医生说：“你得了艾滋病。” 那一刻，我脑海一片空白。那时，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歧视和污名无处不在，确诊艾滋病就像被判了死刑。作为一名致力于艾滋病预防的社区活动家，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一直以来努力帮助他人避免的现实。
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照顾那些因艾滋病垂死的人，却完全无视自己的病情。我的家人也因这种疾病去世，每一次失去都让我痛苦地意识到，我当时认为自己的命运也难逃此劫。然而，我仍然拒绝面对自己的疾病。这种否认一直持续到我的健康状况彻底崩溃。我患上了肺结核和肺炎，最终病情危重，被送进了医院。我本该就此死去。但命运并非如此。昏迷十天后，医生让我回家安详地离世——但我的家人拒绝放弃，他们竭尽全力想要救我。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与艾滋病健康基金会（AHF）结缘。在南非，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十分匮乏，尤其对于贫困人群而言更是如此。AHF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当我了解到AHF后，我立即加入了他们。 戴安娜·霍尔祖克一位来自南非、长期担任AHF董事会成员的社区成员，敦促我到诊所接受治疗。2002年3月，我和丈夫都在位于乌姆拉齐的AHF Ithembalabantu（人民的希望）诊所开始了治疗。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就诊的经历。当时我病得很重，走进那家诊所就像是我最后的希望。房间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我焦虑不安，口渴难耐。但当叫到我们的名字时，我们感受到了无比的友善、同情和关爱，让我久违地重燃希望。病情很快好转——我的精力恢复了，皮肤也痊愈了，剩下的，正如我所说，就成了历史。22年过去了，我依然在这里。我是一个幸存者。
艾滋病健康基金会（AHF）不仅挽救了我的生命，更改变了我看待医护人员和艾滋病感染者（包括我自己）的方式。我的第二次生命，我的第二次机会，就始于那家诊所。那里不仅仅是治疗，更是关爱、希望和喜悦。我永远心怀感激。
作为AHF两百多万受益者中的第21位患者，我的生活因此而改变，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那时，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令人困惑、恐惧，而且由于费用高昂，往往根本无法获得。走进乌姆拉齐诊所，我感觉自己仿佛是最后的希望。我渴望活下去。我拼命地想要活下去。
我在AHF的经历增强了我对社区的责任感。我以全新的目标继续投身公益事业，用我的故事鼓励他人。我告诉人们，接受检测并开始治疗可以挽救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成为人们信任的对象，他们愿意向我倾诉自己的故事，而我则能够引导他们前往AHF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无论他们是否有能力支付费用。
如今，身为祖母的我，依然活得充实而有意义。我有一个20岁的孙子，最近又迎来了一个孙女。我的家人每天都能感受到我的决心。有时我或许会感到精力不足，但我会珍惜醒着的每一分每一秒。我谦逊待人，自信领导。
我想对女性——尤其是那些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说：要深深地爱自己，让任何事物，包括你自己和他人，都无法伤害你。公开病情就是获得自由。坦然面对自己的状况，自信地前行，消除歧视。艾滋病健康基金会给了我这条生命线，对此我将永远心怀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