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特·詹博士 他是AHF亚洲分社社长。他的故事是我们“我是AHF”系列报道的下一篇，该系列旨在介绍那些每天都在做着正确的事情来拯救生命的杰出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采访者： 黛安娜·什帕克欧洲艾滋病健康基金会知识管理联络人。
我七八岁的时候，内战蔓延到我的家乡。炸弹就在附近落下。为了活命，我们全家挖了地洞，就睡在里面，吃饭也在那里。食物匮乏。有时，我们只能吃拌着盐或鱼露的米饭——勉强能尝尝味道。这就是我的童年。在国家落入红色高棉政权之前，我只读完了小学一年级。
我出生在柬埔寨金边郊区一个贫困家庭，家里有七个孩子。我排行第六，从出生起就充满了挑战。我的父母非常辛苦地工作，经常把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留给姐姐。我最早的记忆不是玩耍或上学，而是奔跑、躲藏和挣扎求生。
在我居住的地区，医疗条件极其匮乏。整个地区只有一名护士，她充当医生，给每个人都打同样的针——青霉素，而且注射过程非常痛苦。多年后，当我成为一名医生时，我才终于明白那针到底是什么。
一天晚上，我高烧不退，母亲和哥哥把我抬到诊所，却发现诊所关门了。他们敲门，无人应答。他们又去了冰店，但冰店也空无一人。情急之下，他们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一小块冰敷在我的额头上。那天晚上改变了哥哥的一生。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而且他做到了。后来，他成为柬埔寨最受尊敬的妇科医生之一，以仁慈之心服务穷人而闻名，最终还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虽然他六年前就去世了，但他的善良精神却永存。他的榜样激励我走上同样的道路。
红色高棉掌权后，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被告知为了安全起见，离开城市几天。家家户户几乎什么都没带，想着还能回来。然而，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我的家人被迫跋涉数月，逃往乡下。我与家人失散，被派往森林深处放牛。因为我们来自城市，我被贴上了“资本主义家庭的孩子”的标签，遭受了残酷的对待，而本地的孩子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孩子”，备受优待。
我赤着脚，只有一套破烂的衣服——没有毯子，没有枕头——每天照料大约120头牛。牛群中总有一头领头牛：它力气很大，脖子上挂着一个大铃铛。它走到哪里，其他牛就跟到哪里，只有少数几头会偷偷溜到禁耕的稻田里吃米。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我都会受到惩罚。
夜里的森林冷得刺骨。我生火取暖，用烟熏蚊子。食物匮乏，我靠着稀米、野树叶和森林里的果实勉强维生。许多人饿死了，我之所以活下来，是因为我能在大自然中找到食物。那是我黑暗人生的开端。
和我一起住在森林里的两个大人懂得用植物治病的传统方法。他们教我如何辨别树皮来治疗发烧，如何辨别树叶来治疗腹泻或痢疾。我们把这些植物煮沸，祈祷它们能起作用。有些树甚至还能提供水源——只要砍到合适的位置，就能滴下几滴水。这就是我们仅有的。我们好几个月都洗不了澡。雨季的时候，我们偶尔能找到池塘或溪流洗漱，但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我们的皮肤因为沾染泥土而皲裂发痒，到处都是感染。晚上，我们就用草擦擦腿，就这样睡着。
有一次，我差点溺水。看似浅浅的水面瞬间将我吞没。那一刻，我感觉生命正在流逝——直到我的脚碰到一块石头，我才挣扎着爬了出来，浑身颤抖，气喘吁吁。那些年，生死总是如此接近——只差一步之遥。
有时，找不到水的时候，我就喝混着牛尿的泥水坑里的水。那只是为了生存，仅此而已。
红色高棉政权持续了三年八个月零二十天。1978年，家庭再次被迫搬迁。我姑姑一家也被告知要搬走，我的父母恳求和他们一起走，但被告知牛车上“没有空位”。几天后，我们得知了真相：那些人被带走并杀害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当时是否真的没有空位——或者是否有人暗中救了我们。后来，我的父母在村里看到其他人穿着他们亲戚的衣服。
恐惧笼罩着一切。说错一句话就可能丧命。1979年1月，在越南军队的支持下，政权终于垮台，我的家人徒步返回金边。这段旅程持续了近三个月。我们赤着脚，饥肠辘辘，用一辆简易的木车推着病人。每天，我们步行几公里，煮点米饭，然后找个安全的地方睡觉。
我和我的家人比在那个政权统治下因暴力、饥饿和疾病而丧生的两百万人要幸运得多。
在金边附近，我们继续求生。只有我和我的两个姐姐体力充沛，还能四处寻找食物。越南军队控制着这座城市，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但我们还是找到了偷偷溜进去的方法。
1979年底学校重新开学后，我学习了一年左右，然后辍学帮家里补贴家用。1982年，我在金边参加夜校兼职课程，继续学业。很多时候，教室里没有老师，也没有电。有时，我们只能站在黑暗中聊天。但我对学习的渴望从未消退。
两年后，我获得了参加医疗助理培训项目的资格——这是政府为应对大量医生殉职而迅速培训医护人员而采取的一项举措。我通过了考试，开始在波罗勉省立医院工作。我们人手很少。我负责处理急诊、儿科病例，协助手术，并慢慢地从支援医院的美国外科医生那里学习英语。
后来，门诺会中央委员会派我去印度接受六个月的医学培训。我通过站在医生身边、观察病人、讨论病例来学习。正是在那里，我真正学到了医学知识。
回国后，我继续在省立医院工作，最终完成了医学博士学位。1998年初，我加入了我的第一个艾滋病防治组织——国际艾滋病联盟（后更名为KHANA），担任关怀支持干事和团队负责人。
2002年，我获得奖学金前往比利时安特卫普攻读疾病控制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我晋升为项目经理，负责支持柬埔寨最强大的艾滋病防治联盟之一。我们加强了当地非政府组织的能力，资助了小型项目，并建立了社区网络。
我最初对艾滋病健康基金会（AHF）并不了解。在一次国际艾滋病大会上，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印度的医生，他后来成为了AHF东南亚分会的主任。几年后，他联系我，希望我能帮忙在柬埔寨组织一些会议。最终，他邀请我加入AHF。
当时既没有AHF办公室，也没有团队，更没有与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我意识到，是时候专注于治疗了。AHF的使命——无论支付能力如何，都致力于提供最前沿的医疗服务和倡导——正是我所追求的。
我于 2005 年签署了合同。我记得当时坐在那里想，我该从哪里开始呢？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说服各部委允许艾滋病健康基金会（AHF）注册。最终，国家艾滋病、皮肤病和性传播感染中心批准我们在两个偏远省份开展工作——这两个省份是没人愿意去的。路况极其糟糕，但我还是去了。我召集了当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起初只有不到二十人——并承诺会帮助他们。当他们听说治疗可能终于要来了时，有些人哭了。他们告诉我：“如果你来，你会像神一样受人尊敬。”
第一个站点设在一家省级医院的一个小房间里。之后又开设了第二个站点。随后，金边的国家军事医院也加入了进来。信任开始建立起来。
短短几个月内，患者人数激增。其他诊所服务的患者寥寥无几，而AHF的诊所却能服务数百人。我们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同行网络建立了合作关系，打造了一个植根于社区信任的体系。
转折点出现在AHF柬埔寨赢得全球基金第八轮资助时，当时他们击败了六家大型国际组织。这些组织成本高昂，而且雇佣了大量外籍员工。我们证明，利用本地资源也能做到——更便宜、更高效、更可持续。
目前，柬埔寨约有 75% 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患者是通过艾滋病健康基金会的合作项目获得治疗的。
后来我升任亚洲分社社长，现在负责印度、中国、尼泊尔、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最近新增的孟加拉国等地的项目。我由衷地为AHF的持续支持感到自豪和感激。
对我而言，领导力在于团队建设。我不想被视为老板。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庆祝。每个人都很重要——从员工到病人。大家开心，我就开心。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但我们拥有同一个使命。政策和指导方针让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我也是两个女儿的骄傲父亲。我的大女儿24岁，在波士顿求学，目前正在探索公共卫生领域。我的小女儿17岁，即将学习土木工程。她们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我只希望她们善良而坚强。
有时，战争的记忆还会涌上心头——寒冷的夜晚、某些气味、一首熟悉的歌。饥饿。恐惧。但也有力量。
我白手起家，如今却看到一支庞大的团队在拯救生命。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活——为了让人们能够好好生活。
